七贵五侯qī guì wǔ hóu源见“七贵”、“五侯”。泛指权贵显宦。清丘逢甲《岁暮杂感》诗:“七贵五侯金穴富,白山黑水铁车忙。”
“七贵五侯”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个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典故,它并非指单一的史实事件,而是对西汉与东汉两个时期权贵显赫家族的并称。这一典故主要反映了汉代外戚与功臣集团交替专权、势力熏天的政治现象,其核心内涵在于凸显权贵家族的集中与政治的垄断。从历史脉络上看,“七贵”通常指向西汉时期以吕氏为首的外戚家族,而“五侯”则多指东汉时期同时封侯的宦官或外戚集团,两者合并使用,成为后世形容豪门权贵盘踞朝堂、势焰滔天的典型意象。 首先,“七贵”的出处可追溯至西汉初期,尤其与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及其家族密切相关。刘邦去世后,吕后临朝称制,大力提拔吕氏子弟,使其家族多人封侯拜相,权倾朝野。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吕后时期吕产、吕禄等人皆位居要职,形成强大的外戚势力集团。后世文献中常以“七贵”泛指吕氏一族中最为显赫的七位成员,例如吕台、吕产、吕禄等,他们掌控军政大权,几乎架空刘氏皇权。这一称谓后来也扩展用于形容其他朝代中类似的外戚或权臣家族,成为政治垄断的代名词。 其次,“五侯”的典故则与东汉时期的政治生态紧密相连。历史上最著名的“五侯”指东汉桓帝时期同时受封的五位宦官。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联合宦官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等人,诛灭了专权的外戚梁冀集团。事后,单超等五人因功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他们掌权后嚣张跋扈,结党营私,进一步加深了东汉的宦官专权局面。《后汉书·宦者列传》对此有详细记载,描述其“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横行天下。此外,西汉成帝时期也曾同时封舅氏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为侯,亦称“五侯”,但后世提及“五侯”多指东汉宦官集团。 将“七贵”与“五侯”合并为“七贵五侯”的表述,常见于后世文学作品与历史评论中,用以概括汉代权贵迭起、政治失衡的现象。这一并称凸显了外戚与宦官这两大集团在汉代政治中的交替兴衰,以及他们对皇权与朝政的深远影响。例如唐代诗人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便有“七贵五侯皆顾盼”之句,借汉代典故讽喻当时权贵的气焰。宋代以后,文史家也常以此词批判豪门垄断、政治腐败的社会现实。 从历史意义上看,“七贵五侯”典故不仅记录了汉代特定的权力结构,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警示符号。它揭示了外戚与宦官专权如何导致朝纲紊乱、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加速王朝的衰败。汉代因“七贵五侯”式的权贵政治而陷入循环动荡,这一教训为后世统治者所重视,但也屡屡在历史中重演。因此,这一典故超越了具体史实,上升为对权力制衡与政治清明的深刻反思。 综上所述,“七贵五侯”典故源于汉代外戚与宦官的专权史实,其来历分别关联西汉吕氏“七贵”与东汉宦官“五侯”。这一并称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传播,逐渐演变为形容权贵显赫、政治垄断的通用意象,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特征与弊端。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警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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