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相五公

七相五公qī xiàng wǔ gōng《文选·班固〈西都赋〉》：“冠盖如云，七相五公。”吕向注：“七相：谓车千秋、黄霸、王商、王嘉、韦贤、平当、魏相。五公：张汤、萧望之、冯奉世、史丹、张安世。公侯、御史大夫、将军，通称为公。”所举皆汉代公卿，后泛指众多的文武大臣。《新唐书·柳冲传》：“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英豪，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

典故“七相五公”出自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所著的《西都赋》。该赋收录于《昭明文选》，是班固为描绘西汉都城长安的繁华盛况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西都赋》中，班固写道：“冠盖如云，七相五公。”其意为：长安城内冠冕车盖密集如云，其中居住着七位曾任丞相之职和五位享有公爵封号的高官显贵。此处的“七”与“五”并非确指，而是用以虚指数量众多，概言当时长安城作为帝国政治中心，顶级权贵云集、门第显赫的恢弘气象。

关于“七相五公”具体所指的历史人物，后世学者如唐代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进行了考证。一般认为，“七相”指西汉时期曾担任过丞相的七位著名人物，他们包括：车千秋（田千秋，封富民侯）、黄霸（封建成侯）、王商（封成都侯）、韦贤（封扶阳侯）、平当（封关内侯）、魏相（封高平侯）以及丙吉（封博阳侯）。这七人在西汉不同时期位居相位，政绩与名声俱显。“五公”则指五位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的显贵，通常指张汤（御史大夫，封安昌侯）、杜周（御史大夫，封建平侯）、萧望之（前将军，封关内侯，领尚书事）、冯奉世（右将军，封关内侯）以及史丹（左将军，封武阳侯）。他们虽未必皆获公爵爵位（西汉非宗室封公爵者极少，“公”在此处是对顶级官僚的尊称），但皆官至三公（如御史大夫）或大将军等最高官职，地位尊隆，权柄极重。

这一典故的深层内涵，远不止于罗列一批达官显贵。它生动折射出西汉中后期，特别是自武帝以降至成、哀之际的政治与社会面貌。一方面，它展现了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成熟，丞相、御史大夫等官职构成了帝国的权力核心；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当时豪门大族开始形成并积聚影响力的现实。这些家族往往通过仕宦、联姻、荫庇等方式，累世为官，门生故吏遍布朝野，逐渐演变为后来的世家大族，为东汉的门阀政治埋下了伏笔。因此，“七相五公”不仅是长安城冠盖云集的繁华象征，更是一个时代权力结构与精英阶层的缩影。

在文学与文化影响上，“七相五公”作为典故被后世广泛沿用，成为形容世代高官、门第极其显赫的经典成语。它常见于诗赋、史论之中，用以咏叹历史兴衰、感慨世事变迁，或衬托某个时代、地区的英才荟萃。例如，后世文人常以“五公七相”或“七相五公”之语，来概括汉代勋贵，或借古喻今，抒发对功名富贵、世族荣枯的思考。其简洁而富有历史厚重感的表达，使得它超越了具体人物的指称，升华为一种关于权力、荣耀与历史绵延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仕宦文化与家族兴替的认知与表达。

综上所述，典故“七相五公”源自班固《西都赋》，以凝练的笔法勾勒出西汉长安权贵辐辏的盛况。其具体所指经过后世注疏得以明晰，背后则蕴含着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格局与社会变迁。这一典故历经传承，已深深嵌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成为表述显赫门第与历史积淀的经典语汇，持续引发着人们对权力、家族与历史命运的悠长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