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下之盟

城下之盟【拼音】：chéng xià zhī méng解释指在敌方兵临城下时被迫签订的屈服的和约。出处《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示例国有已困之形，人有不困之志。君民效死，与城俱碎，岂肯为～哉。 ★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五回近义词身不由己、不由自主反义词自食其力、自强自力语法作主语、宾语；用于政治与军事方面英文a treaty signed under coercion 日文城下(じょうか)の盟(ちか)い(一般に屈辱的な条約)成语故事春秋时楚国攻打绞国都城，在坚固的城防工事下，楚军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楚将屈瑕对楚王建议智取绞国。第二天故意派打柴的士兵给绞兵活捉，第三天又是如此，但伏兵早已攻入绞国，绞国无法，只好与楚国订立屈辱盟约

成语“城下之盟”源远流长，最早见于中国古代经典史书《左传·桓公十二年》。该书记载了公元前700年楚国攻打绞国（今湖北郧县一带）的史实：楚军围困绞国都城，绞国被迫在城下与楚国签订屈辱和约。这一事件生动诠释了“城下之盟”的核心情境——战败一方在敌军兵临城下的巨大军事压力下，被迫接受对方提出的苛刻条件而缔结的盟约。因此，该成语自诞生之初就蕴含着强烈的被动、无奈与屈辱色彩，成为形容在劣势或胁迫下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的经典隐喻。

从语义内涵分析，“城下之盟”包含三个关键要素：其一，存在明显的武力胁迫或优势压迫情境，通常表现为兵临城下、围城困守等军事危机；其二，缔约方处于绝对被动地位，缺乏平等的谈判筹码；其三，所缔结的条约内容往往损害签约方根本利益，带有不平等性质。这与基于自愿平等原则的国际条约或友好盟约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这种盟约常被视为治国者无能与国运衰微的象征，如宋代苏洵在《六国论》中批判六国“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的妥协行为，本质上正是“城下之盟”的变相体现。

在历史长河中，“城下之盟”的案例屡见不鲜。除了《左传》记载的经典战例外，北宋时期的“澶渊之盟”（1005年）常被后世史家视作典型：辽军南下威胁汴京，宋真宗虽在战局有利情况下仍选择议和，每年向辽输送“岁币”。尽管该盟约带来百年和平，但其缔结背景中的军事威慑成分，使宋代士大夫始终视之为国耻。类似案例还有清末鸦片战争后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西方列强的军舰陈列长江口，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割地赔款等条款，这成为近代中国一系列“城下之盟”的开端，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这一成语的当代应用已超越军事外交领域，广泛延伸至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语境。在国际谈判中，弱势国家面对强国经济制裁或政治孤立时被迫接受不利条款，常被媒体形容为“现代城下之盟”；商业竞争中，中小企业遭遇垄断企业挤压而接受收购条件，亦可类比于此；甚至个人生活中，面对强大压力不得不作出原则性妥协的情境，也常借用此成语进行生动刻画。这种语义迁移既保留了被迫性、不平等性的核心特征，又赋予了成语新的时代生命力。

值得深思的是，“城下之盟”所折射的不仅是军事博弈结果，更揭示了战略决策中的复杂伦理困境。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在存亡危机面前暂时屈从可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如勾践卧薪尝胆；但从道义立场出发，这种妥协往往需付出长远代价。因此，该成语始终保持着警世意义：它提醒决策者应未雨绸缪避免陷入被动局面，同时警示强势方“胁迫之约虽成而易溃”。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真正高明的策略应是创造共赢局面，而非制造“城下之盟”式的零和博弈。这个承载着千年历史智慧的成语，至今仍在国际关系与人生抉择中回响着沉重的警钟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