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出相，关西出将

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拼音】：guēn dōng chū xiàng，guān xī chū jiàng解释关：函谷关。函谷关以东的地区，民风好文，多出宰相；函谷关以西的地区，民风好武，多出将帅。出处《晋书·姚兴载记》：“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儁佚异，汝异多奇士。”示例世言～，岂东西喻耶？（唐·李复言《续玄怪录·李卫公靖》）近义词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反义词语法作宾语、分句；指两地的民风

成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是中国古代一句流传甚广的民谚，形象地概括了秦汉时期，以函谷关（或说潼关）为界的东西地域在人才产出上的鲜明特色与分工。其字面意义是指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关东）多出文臣宰相，而函谷关以西的地区（关西，尤其指陇西、天水一带）则多出军事将领。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历史传统与政治军事格局之中，反映了地域文化对人才塑造的深远影响。

从地理与经济的视角看，关东地区主要指华北平原、中原腹地，土地肥沃，水系发达，农业经济高度成熟。这样的环境孕育了发达的礼乐文明与宗法制度，催生了众多豪门世族。他们重视文化教育，研习经史子集，以通晓典籍、擅长治国安邦之术为荣，其子弟通过察举、征辟等途径进入朝廷，自然多成长为辅佐君王、掌管行政的卿相之才。例如汉武帝时期的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倪宽等，皆出自关东齐鲁之地，以儒学进身。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关西地区，尤其是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所谓“六郡”之地。这里地处边疆，毗邻匈奴等游牧民族，自然环境较为艰苦，民风彪悍尚武。当地百姓多以畜牧、射猎为生，常年处于备战状态，与游牧部族冲突频繁。这种“迫近戎狄”的生存环境，使得关西子弟从小就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骑射精良，崇尚军功。从军杀敌、凭战功获取爵位与官职，成为他们重要的上升通道。因此，这里涌现了大量杰出的军事将领，成为西汉王朝抵御匈奴、开疆拓土的主力军。

这一地域人才格局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与制度保障。早在秦朝，其核心统治区域便在关西，奉行法家思想，奖励耕战，军功爵制深入人心。汉承秦制，西汉王朝虽定都关中长安，但其军队的中坚力量，尤其是骑兵将领，大量依赖陇西等地的“良家子”。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反击匈奴，众多名将如李广（陇西成纪人）、公孙贺、赵充国（陇西上邽人）、辛庆忌等均出自关西。以至于《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则持续为中央政府输送着治理国家的文治人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关东深厚的文化积淀优势更加凸显。许多世家大族累世经学，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长期把持着朝廷的文官体系。这种“关东出相”与“关西出将”的格局，构成了西汉政权文武兼备的人才基础，一个在内主持朝政、推行教化，一个在外统兵征战、捍卫边疆，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大汉帝国的繁荣与强盛。

综上所述，“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不仅是简单的人才分布描述，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地域文化差异的集中体现。它揭示了自然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社会风尚与国家政策如何共同塑造一方人才的特质。随着历史变迁，尤其是东汉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民族融合加剧以及选官制度（如科举制）的变革，这种严格以地理分界区分文武人才产出的现象逐渐淡化，但该成语作为对秦汉时期一段生动历史的凝练总结，至今仍被人们用以形容不同地区各有其独特的人才培养传统与优势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