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疏

两疏liǎnɡ shū同“二疏”。宋苏轼《次韵李端叔送翟安常兼寄子由》诗：“白发归心凭说与，古来谁似两疏贤?”

“两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辞官归隐典故，其核心人物是西汉宣帝、元帝时期的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今山东兰陵）人，博通经史，尤精《春秋》，被朝廷征为博士。疏受是疏广之兄的儿子，字公子，以贤良方正被举荐，任职太子家令。二人皆因德行与才学受到重用，共同辅佐太子刘奭（即后来的汉元帝），疏广任太子太傅，疏受任太子少傅，叔侄并为太子师傅，这在当时被视为极大的荣耀，朝野称羡。

疏广、疏受任职五年，太子年已十二，通晓《论语》《孝经》。疏广审时度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他认为二人已功成名就，若不及时引退，恐招致祸患。疏受深以为然。于是叔侄二人同时称病，上疏请求告老还乡。汉元帝与太子虽再三挽留，但他们去意已决，最终获得批准，并得到皇帝与太子的丰厚赏赐。

离京之日，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宴于长安东都门外，送行车辆达数百乘，观者皆赞叹：“贤哉二大夫！”此情景成为历史上辞官荣归的经典画面。归乡后，疏广将所得金帛悉数用于每日设宴款待族人和故旧，而不为子孙购置田产。旁人劝其为子孙计，疏广则言：“我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这番议论，深刻体现了其达观智慧与长远眼界。

“两疏”典故最早且最完整的记载见于东汉班固所著《汉书·疏广传》。该传详细记述了疏广、疏受叔侄功成身退的事迹及其言论，使之成为正史中隐逸文化的典范。此后，“两疏”频繁出现在历代诗文中，成为文人表达不慕荣利、急流勇退思想的重要文化符号。如陶渊明《咏二疏》：“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盛赞其能领悟天道、及时归隐。唐代李白、白居易等也多以“两疏”入诗，寄托对自由旷达人生的向往。

“两疏”典故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其一，它体现了道家“功成身退”的处世哲学，契合《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的思想，为后世士大夫在政治漩涡中提供了一种智慧的选择。其二，它展现了儒家对个人修养与家族教育的深刻思考，疏广不置产业以“损子孙志”“益其过”的见解，超越了寻常的家族利益观念，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其三，“两疏”代表了古代士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其归隐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在实现社会责任后，主动选择的一种更符合天性与道义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一典故历经千年，仍能引发人们对仕隐、财富、教育等永恒命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