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君之恶

逢君之恶【拼音】：féng jūn zhī è解释执迎合昏庸的执政者，引他去干坏事。出处《孟子·告子下》：“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示例其时有个佞臣伯，～，劝他穷奢极欲，诛戮忠臣。 ★明·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二十二卷近义词反义词语法作谓语；指迎合昏庸的执政者

“逢君之恶”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和文化批判意义的成语。它出自《孟子·告子下》，原文为“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这里的“逢”并非“相逢”之意，而是指迎合、助长、煽动。其核心含义是指臣子不仅不劝阻君主的过错，反而刻意迎合、怂恿甚至主动诱导君主去做坏事、行恶政，从而使得君主的过失和国家的祸患变得更为严重。

孟子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在探讨臣子对君主应尽的责任时。他将臣子的失职行为进行了区分：如果君主已经有了过错，而臣子只是未能及时匡正，甚至顺着君主的错误继续执行，这固然有罪，但罪责尚轻；更为恶劣的是，君主本无此恶念或尚未察觉到某些错误路径，而臣子却为了个人私利（如讨好君主、巩固权位、谋取私利），刻意揣摩上意，投其所恶，引导君主走向邪路，或为君主的恶行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这种行为，在孟子看来是罪大恶极的，因为它主动地败坏了君主和国家。

该成语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政治中一种极具危害性的奸臣行为模式。它不是被动的阿谀奉承，而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作恶”。历史上，许多朝代的衰亡都与此类人物息息相关。例如，秦朝的赵高，不仅隐瞒秦始皇死讯，更怂恿和协助秦二世胡亥变本加厉地施行严刑峻法，诛杀忠良，最终加速了秦朝的崩溃。又如北宋末年的蔡京、童贯等人，迎合宋徽宗的享乐奢靡，大兴“花石纲”，耗费国力，导致民怨沸腾，为靖康之难埋下祸根。他们的行为，正是“逢君之恶”的典型写照。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逢君之恶”将批判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君臣双方。它既严厉谴责了那些心术不正、以恶导君的臣子，也间接批评了那些易于被逢迎、缺乏自省能力的昏庸君主。这个成语强调，一个贤良的臣子应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必须具备“格君心之非”的勇气和责任感。它树立了一个极高的道德与职责标准，成为中国历史上评判忠奸的重要尺度之一。

时至今日，“逢君之恶”这一成语的寓意已超越了古代君臣关系的范畴，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批判意义。它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在上下级或合作关系中，不为大局和正道着想，反而刻意迎合、放大领导者或伙伴的错误倾向、不良嗜好，从而使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行为。无论是在职场、团队还是社会生活中，这种行为都是组织腐败和失败的重要催化剂。因此，“逢君之恶”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依然警示着世人：助长恶行，比单纯的顺从错误，其性质更为恶劣，危害也更为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