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之笔

董狐之笔【拼音】：dǒng hú zhī bǐ解释后人对那些公正不偏，不因为各人的好恶或利害关系，而捏造不实言论的人的称呼。出处《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杀晋灵公，身为正卿的赵盾没有管，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便在史策上记载说赵盾弑其君。为赵盾所杀。后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示例《曾国藩》曾国荃对大哥的说法不服气。去年湘中士人公推王闿运撰湘军志。王闿运也扬言，为湘军修志一事非他莫属，他要秉～，不溢美，不饰恶，为湘军存一信史。近义词反义词语法

“董狐之笔”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典故，源自《左传·宣公二年》，用以赞颂史官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崇高精神。这一成语的核心人物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董狐，他所记录的“赵盾弑其君”事件，成为后世史家坚持实录原则的典范。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当时晋灵公昏庸无道，大臣赵盾多次劝谏，却遭灵公嫉恨甚至追杀。赵盾被迫逃亡，但其族人赵穿随后发动政变，杀死了晋灵公，并迎回赵盾执政。在这一背景下，董狐作为史官，在史册上直书“赵盾弑其君”，并公开示于朝堂。

董狐的记载并非简单描述事件表象，而是基于他对历史责任和伦理原则的深刻理解。他认为，赵盾作为执政大臣，虽未亲手弑君，但回国后未追究赵穿之罪，相当于默许了弑君行为，因此应承担主要责任。这一判断体现了古代史官“书法不隐”的传统，即史笔必须如实反映是非曲直，不因权贵而歪曲事实。当赵盾辩解自己无辜时，董狐以“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予以驳斥，强调其政治责任不可推卸。孔子后来评价此事时，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进一步奠定了这一事件在史学伦理中的标杆意义。

“董狐之笔”的精神内涵远超单一历史事件，它象征着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核心价值：求真与担当。在专制王权下，史官常面临生死威胁，但如董狐、齐太史兄弟等先贤，仍以生命捍卫实录传统，形成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凛然风骨（文天祥《正气歌》）。这种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史学发展，司马迁著《史记》不畏汉武帝权势，班固、司马光等史家亦以直笔为荣，使中国史学形成了“信史”传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真相。

从更广的文化视角看，“董狐之笔”已成为中华文明中正义与勇气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史学领域的准则，更延伸为对知识分子气节的呼唤——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应坚持真理、不媚权贵。在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中，这一成语常被用来颂扬那些敢于揭露黑暗、捍卫公正的行为。其现代意义尤为深远，在信息纷杂的今天，它提醒人们保持独立思考，拒绝扭曲事实，体现了传统文化对真实与责任的永恒追求。

总之，“董狐之笔”作为一个成语，凝聚着中国古代史官以生命守护历史真实的浩荡正气。它跨越千年，依然闪耀着道德与勇气的光芒，激励着每一代人以直笔书写历史、以真心面对世界。这一典故不仅是中国史学精神的瑰宝，更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共同财富，其价值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