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文奋武

揆文奋武【拼音】：kuí wén fèn wǔ解释施行文教，振奋武事。出处语出《书·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孔传：“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示例宰治天下，定鼎天京，立政任人，～。 ★太平天国洪仁玕《英杰归真》近义词反义词语法作谓语、宾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揆文奋武”这一成语，源自中国古代典籍《尚书·舜典》，原文记载：“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联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其中“纳于百揆，百揆时叙”与“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等句，后经提炼融合，逐渐演化为“揆文奋武”这一成语，用以概括舜帝治国时，既全面管理政务（揆文），又激励发扬武备功业（奋武）的治国方略。

该成语的结构为并列式，由“揆文”与“奋武”两部分组成。“揆”字本义为度量、管理，《说文解字》释为“葵也”，引申为掌管、筹划；“文”指文教、礼乐、政令等非军事的治国事务。“奋”意为振作、发扬；“武”指武力、军事、国防等。因此，“揆文奋武”的整体含义是：全面掌管国家文教政务，同时大力振兴武备事业。它强调治国者需文武并重，使国家在文治与武功两方面都得到发展，不可偏废。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平衡思想，与“偃武修文”或“穷兵黩武”等偏向一端的理念形成对比。

在历史语境中，“揆文奋武”常用于形容君主或王朝鼎盛时期的治国状态。例如，史书赞誉周文王、周武王，或汉唐盛世时，常暗含此意。它描绘的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境界：内政方面，礼乐昌明，制度井然，百姓安居乐业；国防方面，武力强盛，足以抵御外侮，维护疆土安定。这种状态不仅需要统治者的雄才大略，也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与军事制度作为支撑。成语所蕴含的，是一种全面、均衡的国家发展观，要求统治者具备统筹全局的智慧与能力。

从文化价值来看，“揆文奋武”超越了单纯的治国策略，成为中华文化中一种重要的政治理想与哲学观念。它反映了古人对于“和谐”与“平衡”的深刻理解：一个强大的国家，既需要文化的软实力来凝聚人心、规范秩序，也需要武力的硬实力来保障安全、震慑不轨。文治与武功相辅相成，文治为武功提供民心基础与文化认同，武功为文治创造稳定环境与对外尊严。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兴衰周期中，凡能近似做到二者平衡的时期，多为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的盛世；而偏废一方，则往往导致积弱或暴政。

在现代社会，“揆文奋武”的思想仍具有启示意义。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它可以引申为既要注重经济、文化、科技等“文”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也要重视国防、安全等“武”的方面的巩固与现代化，确保国家的综合国力与长久安全。对于组织管理乃至个人发展，它同样提示了一种全面协调的理念：即既要修炼内在的素养、知识与智慧（文），也要培养外在的行动力、执行力与应对挑战的勇气（武），二者兼备方能应对复杂环境，成就事业。因此，这个古老的成语，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