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妓

东山妓dōnɡ shān jì源见“东山携妓”。泛指美妓。唐李白《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诗：“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亦泛指能歌善舞的女艺人，或代指姬妾。唐萧颖士《山庄月夜作》诗：“未奏东山妓，先倾北海尊。”唐李群玉《哭郴州王使君》诗：“东山妓逐飞花散，北海尊随逝水空。”

典故“东山妓”出自《晋书·谢安传》，其核心指向东晋名相谢安隐居会稽东山时蓄养歌舞伎乐以自娱的轶事。这一典故不仅承载了谢安个人的生活情趣与政治智慧，更在后世文学与文化中演变为多重意蕴丰富的符号，成为士人精神世界与审美追求的独特写照。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东晋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出仕之前，他长期隐居会稽东山（今浙江上虞一带），与王羲之、许询、支遁等名士交游，寄情山水，沉溺丝竹。据《晋书》记载，谢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他蓄养了出色的歌舞伎乐，每逢携友出游，便令她们随行表演，以助雅兴。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崇尚自然、追求逍遥的魏晋风度背景下，被视作名士风流与超脱世俗的表现。

“东山妓”最初的文化内涵，紧密关联于谢安的“东山之志”与“济世之才”。谢安早年屡辞朝廷征召，高卧东山，其蓄妓娱情的行为，一方面体现了魏晋士人追求个人适意、享受生活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其待时而动、不急于功名的深谋远虑。后世常将“东山妓”与“东山再起”的典故相联系，使得“妓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载体，更成为谢安韬光养晦、蓄势待发阶段的一种生活标志与精神寄托。当淝水之战捷报传来时，谢安正与客对弈，闻讯后神色平静，但其“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的细节，恰恰印证了其表面从容闲适之下，内心深藏的济世情怀与巨大压力。而昔日的“东山妓”所代表的闲逸生活，正与其后来的赫赫功业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照。

在文学传统中，“东山妓”逐渐演变为一个经典意象。唐代诗人尤其偏爱此典，常借以表达多种复杂情感。李白在《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中写道“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以谢安自况，抒写其豪放不羁、蔑视礼法的个性。而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等句，则化用谢安携妓游赏之事，渲染友朋相聚、纵情声色的欢乐。值得注意的是，此意象亦可用于反衬或寄托感慨。如李白《书情题蔡舍人雄》中“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在追慕谢安风流之余，亦隐含自身抱负不得施展的苦闷。白居易则在《题谢公东山障子》中直言“唯有风流谢安石，拂衣携妓入东山”，表达了对这种亦仕亦隐、潇洒自如人生境界的向往。

综上所述，“东山妓”典故的来历，根植于谢安特定的隐居生活。其出处《晋书·谢安传》的记载，为后世提供了理解魏晋风度的一个生动切片。这一典故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轶事，积淀为丰富的文化符号：它既是名士风流与高雅生活的象征，也暗含了隐逸与出仕、个人情趣与家国责任之间的张力。在历代文人的吟咏中，“东山妓”不断被赋予新的情感与哲思，成为连接历史人物与文人自我表达的一座桥梁，持续映照着中国古代士大夫复杂而深邃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