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德将鹿

不德将鹿bù dé jiānɡ lù源见“铤而走险”。本谓大国如果对小国不是以德相待，则小国就会像鹿一样铤而走险。后用以比喻施政要以德化民。唐畅当《自平阳馆赴郡》诗：“德绥及吾民，不德将鹿矣。”

“不德将鹿”这一典故，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其背景与秦末汉初的谋士蒯通密切相关。这一典故并非独立成语，而是从蒯通劝说韩信背汉自立的一段著名说辞中提炼出的核心比喻。故事发生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期，韩信已平定齐地，势力鼎盛，具备了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的实力。此时，辩士蒯通洞察时局，深知韩信的态度将决定天下归属，于是设法游说，希望韩信能把握时机，脱离刘邦自立。

在游说过程中，蒯通首先以相术为由，指出韩信“相君之面，不过封侯，且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以“背”字双关，暗示背叛刘邦方能取得至尊之位。随后，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项羽与刘邦在荥阳对峙，双方皆智勇困乏，而韩信手握重兵，居于楚汉之间，助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然而，蒯通尖锐地指出，无论韩信帮助哪一方，其自身的地位都将变得微妙而危险，因为功高震主，必将招致猜忌。

为了更生动地阐明利害，蒯通进而引用了一个关于猎人与猎犬的比喻，这便是“不德将鹿”典故的由来。他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这里的“鹿”是比喻帝位、政权。蒯通紧接着说：“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意思是，盗跖的狗会对圣君尧吠叫，并非尧不仁德，只是因为狗只忠于它的主人。他以此暗示，当时各为其主的争斗，并无绝对的是非，而是形势使然。而最关键的一句劝诫是：“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韩信功高不赏、必遭疑忌的险境。

“不德将鹿”这一提炼，其核心在于“逐鹿”与“德”的关系。蒯通的观点是，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争夺政权（鹿）之时，竞争的关键在于才能与速度（高材疾足），而并非完全取决于道德高地。他劝韩信不要拘泥于对刘邦的个人恩义（即“德”的束缚），而应认清自己已成为争夺“鹿”（天下）的一股决定性力量。所谓“不德”，在此语境中并非提倡无德，而是指在特定历史转折关头，不能仅以平常的道德恩义来决策政治上的根本归属，而应基于现实形势和自身存亡做出抉择。这是一种基于现实政治考量的功利主义观点。

遗憾的是，韩信最终未能听从蒯通的建议。他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认为“汉王遇我甚厚”，且自信功高，刘邦不至于剥夺他的齐王之位，因而拒绝背汉。蒯通见劝说无效，为避祸患，只得佯狂为巫。此后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蒯通的预言。刘邦在战胜项羽后，迅速夺去韩信兵权，改封其为楚王，后又以谋反之名将其贬为淮阴侯，最终韩信被吕后设计诛杀于长乐钟室，临死前发出了“悔不用蒯通之计”的浩叹。而“不德将鹿”这一思想，连同“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教训，成为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警示。

综上所述，“不德将鹿”典出《史记》，是蒯通游说韩信之辞的精髓概括。它生动反映了秦末天下大乱、政权（鹿）成为公开争夺对象的历史场景，并提出了在权力博弈的非常时期，决策者可能面临的道德信义与现实利害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一典故不仅是对韩信个人悲剧命运的注解，也深刻揭示了古代政治斗争中功高震主、权位难久的普遍规律，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与哲学思辨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