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爱人【拼音】:jié yòng ài rén解释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出处唐·高郢《谏造章敬寺书》:“陛下若节用爱人,当与夏后齐驾,何必劳人动众,而踵梁武之遗风乎?”示例近义词节用厚生反义词语法作宾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节用爱人”这一成语,源自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治国理政与个人修养的重要理念。它由“节用”与“爱人”两个核心概念组成,分别出自《论语》等经典。“节用”一词,最早可见于《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孔子明确将“节用”与“爱人”并列,作为治理一个诸侯国的基本原则。而“爱人”更是儒家仁学思想的核心体现,即泛爱众,博施于民。因此,“节用爱人”并非简单的节俭与慈爱,而是蕴含着深刻政治哲学与伦理要求的完整理念。 “节用”的内涵远超出日常生活的节俭节约。在政治层面,它要求统治者节制政府的开支与用度,减轻赋税,避免劳民伤财的奢侈工程,从而珍惜民力与自然资源。这体现了一种可持续的治理智慧,即认识到社会的财富源于民众的生产,政府的过度消耗最终将损耗国本。孔子及后世儒家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薄税敛”,其思想根源正是“节用”。因此,“节用”是“爱人”的物质前提与具体实践,没有对资源的珍惜与善用,所谓的爱民便可能流于空谈。 “爱人”则是这一成语的价值归宿与精神核心。儒家的“爱人”,并非无差别的兼爱,而是由亲及疏、推己及人的有层次的爱,即“仁者爱人”。在治国语境下,“爱人”具体表现为关心百姓疾苦,保障民生,教化民众,使其安居乐业。它要求统治者以仁德之心对待子民,将其视为治国之本。孟子进一步发展此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张。因此,“爱人”是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石,而“节用”则是实现“爱人”目标的关键经济手段。 “节用”与“爱人”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节用”是手段,是基础,通过节制上位者的欲望与耗费,才能积聚财力与资源,从而有能力和条件去实施“爱人”的政举,如赈济灾荒、兴办教育、养护鳏寡孤独等。反之,真正心怀“爱人”之念的统治者,也自然会体察民生艰难,主动选择“节用”的生活方式与政策取向。若只讲“爱人”而不“节用”,则易陷入财政枯竭,爱民之举难以为继;若只讲“节用”而不“爱人”,则节俭可能异化为吝啬与刻薄,失去仁政的温度。唯有两者结合,方能实现国泰民安。 这一成语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成为评价统治者是否施行仁政的重要标准。许多被誉为明君的帝王,如汉文帝、唐太宗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节用爱人”的理念,注重俭朴,关心民瘼,从而开创了治世。同时,它也成为士大夫修身律己的准则,提醒为政者常怀敬畏与仁爱之心。时至今日,“节用爱人”的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它倡导的珍惜资源、反对铺张浪费的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通;其以民为本、关爱民众的核心,亦是现代社会治理应秉持的价值取向。它超越了时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笔关于治国智慧与道德理想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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