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邮之戮

杜邮之戮【拼音】：dù yóu zhī lù解释杜邮：古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戮：杀。指忠臣无辜被杀。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示例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矣。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傅燮传》近义词反义词语法作宾语；用于书面语成语故事战国末期，武安君奉秦昭王之命出城巡视，到达咸阳西门十里远的杜邮时，昭王派使者前来赐武安君，让他用短剑自裁，武安君问他所犯何罪？迫于压力又不得不拔剑自杀。老百姓见他死于非罪，每年他的死期自发祭祀

“杜邮之戮”是中国古代历史典故，源自战国末期秦国名将白起的悲剧结局。这一成语泛指功臣良将遭受冤屈诛杀，隐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政治残酷性，后世常以此警示功高震主者的险恶处境。其故事核心围绕白起之死展开，深刻反映了古代君主专制下权术与人性、功业与命运之间的激烈冲突。

白起作为秦国宿将，征战数十年，功勋卓著。伊阙之战歼灭韩魏联军二十四万，长平之战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其军事才能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坚实基础。然而，正是这种显赫战功与凌厉手段，使其在朝中树敌众多，也令君主心生忌惮。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命白起再次领兵攻赵，白起以时机不成熟为由称病推辞，引发秦王不满。此后秦军战事失利，秦王迁怒于白起，将其贬为士卒，流放至阴密。

当白起行至都城咸阳以西十里的杜邮亭时，秦王与相国范雎商议，认为白起“其意尚怏怏不服”，恐留后患，遂遣使者赐剑令其自裁。白起持剑仰天长叹：“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黯然自语：“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伏剑自杀。一代名将未死于沙场，却亡于君主的猜忌与政敌的谗言，杜邮亭由此成为悲剧命运的象征地。

这一事件背后折射出复杂的政治生态。一方面，白起刚直倔强、不谙权变的性格使其在政治漩涡中处于被动；另一方面，相国范雎因维护个人权势，屡进谗言加速了白起的失势。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君主集权制度的内在逻辑：当将领威望过高、能力过强时，往往被视为对王权的潜在威胁。秦昭襄王此举既出于一时愤懑，也包含消除隐患的考量，体现了专制政权“狡兔死，走狗烹”的统治术。

“杜邮之戮”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影响深远。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详细记载此事，笔端饱含悲悯；后世文人武将常引此典抒发免死狗烹之忧，如韩信临终所言“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正是同类悲剧的共鸣。该成语不仅成为功臣罹祸的典型意象，更深化了中国政治文化中对权力失衡的警醒，在诗词、戏曲、史评中反复出现，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解读。

纵观“杜邮之戮”的典故，它超越了个体命运的范畴，成为审视历史与人性的镜鉴。白起之死既是个人性格与时代洪流碰撞的产物，也是专制皇权下功臣宿命的一个缩影。这一成语至今仍具现实意义，提醒人们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需权衡进退，更促使后人反思如何建立更为理性公正的权力机制，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