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宜黜

三宜黜sān yí chù同“三黜”。明唐顺之《复官后报京师友人》诗：“疏狂自分三宜黜，懒病其如七不堪。”

典故“三宜黜”出自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的名篇《与高司谏书》。此文写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背景是当时震动朝野的“范仲淹事件”。范仲淹因上《百官图》针砭时弊、直言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触怒权贵，被贬知饶州。此事在朝廷引发巨大争议，许多正直之士如余靖、尹洙等上疏为范仲淹辩诬，亦相继遭贬。而时任左司谏的高若讷，身为谏官，不仅未主持公道，反而在私下议论中附和权相，诋毁范仲淹的为人。欧阳修得知后，激于义愤，写下了这封著名的书信，痛斥高若讷的失职与卑劣，其中便提出了“三宜黜”的尖锐批判。

所谓“三宜黜”，是欧阳修从三个层层递进的层面，论证高若讷根本不具备担任谏官的资格，理应被罢黜。第一层是“以文学名家，今为谏官，而不自称其职，是宜黜”。欧阳修首先指出，高若讷虽以博学、精通礼仪典故而闻名，但谏官的核心职责在于“直言敢谏”，在于道义与勇气。高若讷既居其位，却在关乎是非的重大事件上畏缩不言，明哲保身，这证明他完全不能履行谏官的本分，因此基于其失职，就应当被罢免。

第二层是“既不自称其职，又复诋毁贤者，是宜黜”。欧阳修进而揭露，高若讷非但不敢谏诤，反而在私人场合诋毁被贬的范仲淹，试图证明范仲淹确应受罚。这种行为已不止是怠惰失职，更是颠倒是非、附炎趋势，主动加入了打压正直之士的行列。其人格之卑下，心思之叵测，使其更不配立于谏官之位。从失职到作恶，罪加一等。

第三层是“既诋毁贤者，又惧人之知，而文过饰非，是宜黜”。欧阳修最严厉的指责在于，高若讷做了这些不光彩的事情后，还企图掩饰，害怕他人知晓其真实面目。在欧阳修看来，这体现了其“君子之贼”的本质：内心明知范仲淹是贤臣，自己行为有亏，却为了个人仕途而欺瞒世人，这种虚伪狡诈，彻底违背了士大夫应秉持的“忠直”与“诚信”原则。品德如此败坏，更是必须罢黜的理由。

欧阳修通过这“三宜黜”的论述，构建了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从职务能力到道德行为，再到人品心术，彻底剥去了高若讷作为谏官的合法性外衣。其言辞犀利，逻辑雄辩，充满了凛然正气与慷慨激情，不仅是对高若讷个人的鞭挞，更是对当时朝廷言路壅塞、士风萎靡现象的强烈抨击。此文一出，高若讷羞愤交加，将其上呈皇帝，欧阳修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但这封书信却因其磅礴的正义感与不朽的文采，成为千古名篇。

“三宜黜”的典故因此流传后世，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批评事件，更升华成为一种衡量和批判官员，特别是监察、谏议官员是否称职的经典标尺。它强调，重要的官员，尤其是负责纠弹、谏诤的官员，必须具备相应的履职能力、正直敢言的勇气以及表里如一的真诚品德。三者缺一，则“宜黜”。这一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监察与言官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