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已心

三已心sān yǐ xīn源见“三已无愠色”。指不以一再罢官为意的情怀。唐张说《赠赵侍御》诗：“长沙��作赋，任道可知浅。请从三已心，荣辱两都遣。”

“三已心”这一典故，源自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孙叔敖的人生际遇与品德风范，其核心精神体现了古代贤士面对仕途起伏时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豁达态度。“三已”意指多次被罢免官职，“三已心”则特指对此等遭遇能坦然处之、不怨不尤的旷达心境。这一典故的流传，不仅因其展现了崇高的个人修养，更因其成为后世文人仕宦在面对政治坎坷时重要的精神参照。

该典故的详细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其中，孔子评价楚国令尹子文（斗穀於菟）时，提及了孙叔敖的事迹作为对比。原文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虽然此段直接描述的是子文，但“三仕三已”的行为模式已成为一种典型。而关于孙叔敖“三已”故事的明确叙述，则多见于后世文献的补充与阐发。《孟子·告子下》中有一段更为直接的论述：“孙叔敖举于海，……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段虽未直言“三已”，但其描述的艰辛历程，常被后人视为对孙叔敖等人（包括管仲、百里奚）起伏人生的概括，其中自然蕴含了“三已”的考验。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为孙叔敖立传，虽未具体记载三次罢免的细节，但着重描绘了其卓越政绩与清廉品格，称其“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这“三去相”正是“三已”的另一种表述。司马迁的记载，使得孙叔敖面对官职去留的超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至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及刘向的《新序·杂事》等典籍中，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的故事得以进一步丰富和流传。这些文献共同构建了孙叔敖作为“三已心”典范的完整叙事。

“三已心”的精神内涵极为深刻。首先，它体现了对官职、权位的超越态度。孙叔敖之所以能屡次罢相而不改其乐，根源在于其出仕并非为了个人富贵荣辱，而是为了践行治国安民的理想。官职仅是实现理想的工具，而非目标本身，故得失不足以动摇其心志。其次，它彰显了深厚的个人修养与内在定力。面对常人难以承受的仕途挫折，他能始终保持情绪稳定，既不因高升而得意忘形，也不因贬谪而愤懑不平，达到了儒家所推崇的“中庸”境界。最后，它反映了一种通达的宇宙观与命运观，即将个人际遇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下看待，理解世事无常、天命有归，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从容。

“三已心”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士大夫阶层应对政治风险、调节心理失衡的重要思想资源。从唐代诗人白居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的感慨，到宋代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宣言，再到苏轼屡遭贬谪而能吟唱“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无不闪烁着“三已心”的智慧光芒。它鼓励人们在顺境中保持警惕，在逆境中坚守节操，将外在的功名利禄与内在的道德追求区分开来，从而构建起独立而强健的人格。因此，“三已心”已超越具体历史事件，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学与处世智慧，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