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食武昌鱼

不食武昌鱼bù shí wǔ chānɡ yú《三国志·陆凯传》载：三国吴嗣主孙皓从建业迁都武昌，丞相陆凯进谏，疏中引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后用为怀恋故土的典故。明何景明《送卫进士推武昌》诗：“此去且随彭蠡雁，何须不食武昌鱼?”

“不食武昌鱼”这一典故，源自魏晋时期吴国末代君主孙皓的迁都事件，后经唐代诗人杜甫的化用与毛泽东的引用，成为表达坚守故土、反对迁动或彰显地方风物情感的经典文化符号。其核心出处可追溯至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吴书·陆凯传》，其中记载了吴国建衡元年（公元269年）的一段历史。

当时，吴主孙皓执意将都城从建业（今江苏南京）迁至武昌（今湖北鄂州）。这一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原因在于武昌地处长江中游，物资供应需依赖下游地区长途转运，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徭役负担。左丞相陆凯上疏劝谏，在奏章中直言：“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里的童谣以质朴的语言，反映了民心所向：宁愿喝建业的水，也不愿吃武昌的鱼；宁愿回建业死去，也不愿在武昌居住。这生动体现了民众对迁都带来的劳役之苦的抗拒，以及对故土建业的深切眷恋。

陆凯引用这首民谣，旨在强调迁都违背民意、损耗国力的危害。然而孙皓并未采纳谏言，仍一度迁都武昌，最终因朝臣与民众的持续反对，不得不在次年还都建业。这段历史凸显了君主决策与民生疾苦之间的冲突，“不食武昌鱼”也因此成为讽喻劳民伤财、违背民意的政治举措的典型意象。

至唐代，诗人杜甫在《秋兴八首》其七中化用此典，写出“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等句，虽未直接引用，但其借古讽今、感怀国运的笔法与陆凯之谏精神相通。而使得此典在现代广为流传的关键，则是毛泽东1956年创作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两句，反其意而用之，以轻松豪迈的笔调，既点明行程由长沙至武汉，又巧妙借武昌鱼这一地方风物，抒发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乐观情怀，完全赋予了旧典新的积极内涵。

综上所述，“不食武昌鱼”典故起源于三国吴国的民谣，经由史书记载，承载了民众安土重迁、反对苛政的历史记忆。它从一则政治讽谏，逐渐演变为一个文化意象，并在毛泽东的笔下完成创造性转化，成为赞美风物与时代新貌的经典诗句。这一典故的流变，不仅展现了语言与文化的生命力，也体现了历史意象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丰富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