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疑廉介

不疑廉介bù yí lián jiè源见“不疑诬金”。称人清廉耿介品德高尚。明杨珽《龙膏记·罗帜》：“清操素守，是不疑廉介，肯把金偷。”

“不疑廉介”这一典故，源自东汉时期名臣第五伦的事迹，其核心在于颂扬为官者不避嫌疑、坚守廉洁自律的高尚品格。这一典故虽未以固定四字成语形式广泛流传于后世典籍，但其精神内涵被历代史家与文人反复称引，成为形容清廉自守、不惧猜疑的典范。其出处主要记载于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第五伦列传》中，通过具体事例生动展现了主人公的道德操守。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初年著名大臣。他生性耿直，为官清正，深受百姓爱戴。据《后汉书》记载，第五伦担任会稽太守时，虽身居高位，仍亲自锄草养马，妻子亲自下厨做饭。所得俸禄，除留下自家粮食外，其余皆低价售予贫苦百姓，以致家中清贫。他的廉洁自律广为人知，但也因此引出一段关于“避嫌”的佳话。当时有人问第五伦：“您如此廉洁，难道就没有私心吗？”第五伦坦然回答：“从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我虽未接受，但每逢朝廷选拔人才，心中总不免想起此人，只是最终未曾任用。我兄长之子患病，我一夜前去探视十次，但回来便能安然入睡；而我自己的儿子生病时，我虽未去探望，却整夜难眠。如此看来，怎能说我没有私心呢？”这番坦诚之言，既表明了他对人性私情的正视，更反衬出其在大是大非上严守公义的决心。

而“不疑廉介”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另一件事上：第五伦晚年担任司空时，依然秉公行事，不避亲疏。当时有官员为避嫌，不敢举荐或任用与自己有旧交或亲属关系的人，哪怕其人确有才干。第五伦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选贤任能应唯才是举，若因惧怕他人议论自己徇私而故意压抑人才，反而是出于私心——即爱护自身名誉胜过国家利益。他明确提出：“官员举荐人才，应当考察其是否称职，而不必刻意避嫌。刻意避嫌看似廉洁，实则可能埋没贤能，这并非真正的公心。”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只要认为某人德才兼备，便予以推荐，并不因对方与自己有故交或亲属关系而犹豫。这种“不避嫌疑”的坦荡，正是“不疑廉介”的深刻体现——其廉洁并非为了博取名声，而是出于至公之心，因此不必也不愿以刻意避嫌来标榜自己。

第五伦的言行，为“廉介”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真正的廉洁，不仅在于不贪财货、生活简朴，更在于处理公务时心无偏私、唯理是从，即使可能招致误解也不改其志。这种精神受到后世高度推崇。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此类行为为“直书其事，不掩其瑕”，赞赏其坦诚与正直。宋代以后，理学兴起，更强调“慎独”与“诚意”，第五伦不矫饰、不避嫌的作风，也被视为“表里如一”的典范。明清时期，许多清官循吏皆以第五伦为楷模，在执法、荐人时着重实际才干与公义，而非畏首畏尾于流言。

综上所述，“不疑廉介”典故虽直接出自《后汉书》对第五伦的记载，但其思想内涵早已超越具体事件，成为中华廉政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它强调为官者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坚守原则，不因惧怕他人质疑而放弃举贤任能或公正处事。这种精神与《礼记·中庸》所言“君子坦荡荡”一脉相承，亦与后世“公生明，廉生成”的训诫相互呼应。通过第五伦的生平，我们看到廉洁并非仅是外在的行为约束，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勇气——在复杂世事中，以坦荡胸襟践行公道，此即“不疑廉介”留给后世最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