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箸万钱

下箸万钱xià zhù wàn qián同“日食万钱”。元陈高《丁酉岁述怀一百韵》：“下箸万钱费，挥金一笑偿。”

“下箸万钱”这一典故出自南朝宋刘义庆所编撰的《世说新语·汰侈》，其原文记载为：“王君夫以饴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恒冬天得韭蓱虀。又牛形状气力不胜王恺牛，而与恺出游，极晚发，争入洛城，崇牛数十步后迅若飞禽，恺牛绝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为扼腕。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韭蓱虀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复问驭人牛所以驶。驭人云：‘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尔。急时听偏辕，则驶矣。’恺悉从之，遂争长。石崇后闻，皆杀告者。尝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王敦曰：‘希心高远，何自叹为？’答曰：‘不如古人也。’王曰：‘何至于此？’崇曰：‘彼皆不为宰相，而吾等已极人臣，如何不愧？’后为赵王伦所杀。临刑叹曰：‘奴辈利吾家财。’收者答曰：‘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其中“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及其奢靡生活的整体描述，虽未直接出现“下箸万钱”四字，但后世常以此故事作为该成语的典型背景。成语的直接定型与流传，则与唐代房玄龄等人所著《晋书·何曾传》中“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的记载有关，两者共同构成了后世对这一奢侈无度生活写照的认知。

典故的核心人物是西晋时期的富豪石崇与贵族何曾。石崇是西晋开国功臣石苞之子，曾任荆州刺史等职，任上劫掠商旅而致巨富，生活极端奢靡。他与晋武帝的舅父、后军将军王恺（字君夫）之间持续进行的斗富比赛，是“下箸万钱”所反映时代风气的最佳注脚。上文所引《世说新语》的段落生动描绘了这场竞赛：王恺用麦芽糖和干饭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火做饭；王恺用紫丝布和碧绫做成四十里长的步障，石崇就用更贵重的锦缎做成五十里长的步障来抗衡；石崇用花椒涂墙，王恺就用更珍稀的赤石脂来涂墙。这些行为将财富的挥霍推向极致，而其中关于饮食的部分——如石崇能瞬间为客人准备好本需长时间熬煮的豆粥，常在冬天提供本非时令的韭菜腌菜——更是直接体现了其在“吃”上的穷奢极欲与刻意炫技，为“下箸万钱”的意涵提供了具体场景。

“下箸万钱”这一表述的最终定型，关键关联于另一位人物何曾。据《晋书·何曾传》记载，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意思是，何曾生活极度奢侈，饮食排场超过帝王。他每次赴宫廷宴会，都不吃御厨准备的饭菜，晋武帝反而要取他带来的食物吃。他所吃的蒸饼如果上面没有裂开成十字形就不吃。即使每天饮食耗费上万钱，仍然抱怨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地方。这里的“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精准而夸张地刻画了在极度富足中产生的麻木与挑剔，将奢侈提升到了心理层面。“下箸”即动筷，“万钱”极言一餐所费之巨，成语“下箸万钱”便由此凝练而来，用以形容饮食极其奢侈铺张。

该典故深刻反映了西晋初年上层社会的腐朽风貌。晋武帝司马炎在统一全国后，骄奢之心日盛，公开鼓励和支持豪门炫富（如曾资助舅父王恺与石崇斗富），致使以石崇、何曾、王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竟相以奢侈为荣，社会风气极度败坏。这种毫无节制的物欲追求和财富攀比，不仅标志着统治阶层的道德沦丧，也预伏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最终，石崇因政治斗争和巨额财富被赵王司马伦杀害，临刑前才醒悟“奴辈利吾家财”，却被行刑者反问：“既知钱财招祸，为何不早些散掉？”何曾的子孙也在后来的“八王之乱”及西晋覆亡过程中大多罹祸。他们的命运，正是“下箸万钱”所代表的那种奢靡无度、脱离民众生活的必然结局，也成为后世历代告诫统治者与富贵者戒奢以俭的经典反面教材。

综上所述，“下箸万钱”这一成语，融合了《世说新语》中石崇斗富的奢靡故事与《晋书》中何曾“食日万钱，犹无下箸”的经典表述，其来历与出处共同指向了西晋特定历史时期上层社会穷奢极欲的生活状态。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昂贵饮食的简单描述，更是一个承载着深刻历史教训与文化批判的典故，持续警示着后人奢靡亡身、俭以养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