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方罗赵

下方罗赵xià fānɡ luó zhào《晋书·卫恒传》：“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罗叔景、赵元嗣者与张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后用为评价书法优劣之典。宋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在中国古代书法的历史长卷中，"下方罗赵"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典故，它源自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的《书谱》。这一典故并非指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孙过庭用来形容当时书法艺术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书家们在追求技艺精进时，往往过于推崇和模仿当代名家，却忽视了向更高古、更经典的书法传统学习。这里的"方"指的是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字伯英），而"罗赵"则指东汉至曹魏时期的两位书法家罗晖和赵袭。孙过庭以"下方罗赵"为喻，批评了那种仅满足于效仿近代名家、而不愿追溯秦汉以上篆隶本源的学习态度。

要理解这一典故的深意，首先需了解相关人物的背景。张芝被尊为"草圣"，在草书领域成就卓越，是后世学习的楷模；罗晖和赵袭亦是当时有名的书家，尤其擅长草书，在特定区域内享有声誉。然而，在孙过庭看来，张芝的成就固然高超，但若学书者只知模仿张芝，甚至将罗晖、赵袭这类地域性名家奉为圭臬，就容易局限视野，无法汲取更古老书法传统的精髓。他提倡"取法乎上"，主张直接向钟繇、王羲之等大家，乃至秦汉碑刻学习，以达"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

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他以此反问，强调不应舍弃华美宫殿去住洞穴，也不该放弃精美车舆而回归原始车轮，暗喻学书当追求更高层次的艺术源流。他进一步指出，时人"皆就伯英之书，不能窥其堂奥，竟以罗赵为荣"，意思是许多人学习张芝却不得要领，反而以能达到罗晖、赵袭的水平为荣，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阻碍了书法艺术的深层发展。"下方罗赵"因此成为了一种警示，提醒学书者需有历史眼光，避免陷入盲目崇拜当代或近世名家的窠臼。

这一典故的出处《书谱》，本身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孙过庭在文中系统阐述了书法艺术的本质、学习方法与审美标准，其中对"古今""质妍"等关系的辩证思考，影响深远。"下方罗赵"虽只是其中的一个比喻，却折射出唐代书法理论中对传统继承与创新关系的深刻探讨。它呼应了孙过庭所强调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思想，即学习古人而不违背时代精神，顺应时风而不沾染流弊。

从文化史角度看，"下方罗赵"典故的意义超越了书法领域。它揭示了艺术发展中一个普遍现象：人们在实践中容易为眼前成就所惑，忽视更广阔的历史纵深。这一理念对后世文化艺术批评产生了持久影响，常被引申为治学或习艺应追本溯源、取法高远的劝诫。在书法教育中，它更成为强调临摹古代经典、筑基深厚的重要理论依据，引导一代代学书者将目光投向更为悠远的艺术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