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园公

dōng yuán gōng1.汉初"商山四皓"之一。也称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史记·留侯世家》:"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晧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一说，东园公，姓园名秉，号园公，陈留襄邑人。参阅晋陶潜《集圣贤群辅录上》。

“东园公”是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一位著名隐士，尤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是“商山四皓”之一。这一称谓并非真实姓名，而是一个代表隐逸身份与高洁品行的称号。据《史记·留侯世家》及《汉书》等史料记载，东园公姓庾，字宣明，因隐居於长安东园，故被尊称为“东园公”。他与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一同隐居於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年皆高寿，须眉皓白，世称“商山四皓”。他们避秦末乱世，修道洁己，非义不动，成为了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象征性人物。

“东园公”一词的核心意义，首先在于其代表的隐逸精神。在秦末汉初社会动荡之际，东园公等人选择远离政治漩涡，隐居山林，修身养性，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全身远害”的思想。这种选择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个人操守的坚守，对乱世的一种无声抗议。其次，东园公作为“四皓”之一，象征着智慧、高寿与德望。他们虽隐而不出，却因其德行与名声，成为当时乃至后世敬仰的对象。特别是他们在西汉初年曾应张良之请，出山辅佐太子刘盈（即后来的汉惠帝），稳定了汉室继承秩序，这更增添了其“隐而能出”、匡扶正义的传奇色彩，使得“东园公”一词也蕴含了“大隐于朝”或“隐士济世”的深层含义。

在用法上，“东园公”一词主要出现於历史叙述、文学创作及文化评论中。在历史文献中，它特指这位具体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常作为隐士的代称或典故使用，以喻指品德高尚、不慕荣利的贤者。例如，后世诗文常引用“商山四皓”或“东园公”来赞颂隐逸生活，或借以表达对政治的不满与疏离。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等均有诗篇提及，如李白的《商山四皓》中“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便暗含对此隐逸群体的追慕。此外，在书画、戏曲等艺术领域，“四皓”也是常见题材，东园公作为其中一员，其形象常被描绘为白发苍苍、神态超然的智者，成为高风亮节的符号。

“东园公”的出处，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详细记载了张良设计请出商山四皓以辅佐太子的故事，其中明确提到了东园公。司马迁写道：“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这段记载虽未单独详述东园公，但确立了其作为四皓之一的历史地位。此后，班固的《汉书》及各类杂史、笔记中均有补充与演绎，使得东园公的形象日益丰满。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更专为隐士立传，进一步弘扬了其隐逸事迹。

综上所述，“东园公”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称号，更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符号。它融合了道家思想、士人精神与历史叙事，代表了乱世中个人对道德理想的坚守，以及隐与仕之间的微妙平衡。从《史记》的原始记载，到后世文学艺术的不断再现，东园公及其所代表的“商山四皓”群体，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对高尚品格与智慧人生的追求，成为中华传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