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经

qī jīng1.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推崇的七部儒家经典。七经名目，历来说法不一。东汉《一字石经》作《易》﹑《诗》﹑《书》﹑《仪礼》﹑《春秋》﹑《公羊》﹑《论语》;《后汉书．张纯传》唐李贤注作《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宋刘敞《七经小传》作《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论语》;清康熙《御纂七经》作《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 2.道家七类经书。即《仁经》﹑《礼经》﹑《信经》﹑《义经》﹑《智经》﹑《德经》﹑《道经》。见《云笈七签》卷九。 3.佛家净土宗的七种经典。即《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大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称赞净土佛摄授经》﹑《鼓音声王陀罗尼经》。

"七经"一词，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语境中，主要泛指儒家经典的核心集合，是"五经"概念的扩展与演变。其具体所指，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学术流派中略有差异，但大体上是对自汉代以来被尊为儒家正统、作为官方教育与科举取士核心教材的几部重要经典的统称。这一称谓的形成与流变，不仅反映了儒家经典体系自身的丰富与发展，也折射出古代中国思想、教育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密互动。

关于"七经"的具体构成，历史上并无绝对统一、一成不变的说法。最早的"七经"之说可追溯至东汉时期。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后汉书·赵典传》李贤注中所引的《谢承书》，提及"七经"包括《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五部核心经典，再加上《论语》和《孝经》。这一组合凸显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以及《论语》作为孔子言行录的崇高地位。至唐代，随着"九经"的确立与科举明经科的细化，"七经"的概念也随之调整。唐代科举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连同《易》、《书》、《诗》并立的系统，有时亦从中选取七部合称"七经"。宋代以后，随着"十三经"体系的确立与稳固，"七经"作为特定指称的用法渐少，更多是作为对儒家主体经典的一种泛称或概称，其具体书目常因学者或语境而异，可能指《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加《周礼》、《礼记》，或五经加《论语》、《孟子》等不同组合。

从用法上看，"七经"一词多见于历史文献、文人著述以及讨论经学传承、教育制度的语境中。例如，在描述某位学者博通经典时，会说其"精通七经"；在述及国家教育体系时，会提到以"七经"教授生徒。它象征着对儒家基本典籍体系的掌握，是传统士人学识修养的重要标志。与"五经"相比，"七经"的提法体现了经典范围的适度扩展，将一些在汉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的传、记类著作（如《论语》、《孝经》）或礼学专著（如《周礼》、《礼记》）纳入核心体系，反映了经学本身的发展与时代思想的变迁。

探究其出处，除了前述《后汉书》注引的东汉文献外，三国时期吴国学者阚泽、唐代经学家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均提及"七经"。《经典释文序录》在梳理经学流变时，列举了不同时期的经典体系，其中就包含了"七经"的说法。此后，历代史书的《儒林传》、《选举志》，以及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在涉及经学教育时亦常沿用此词。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等学术笔记中也有对"七经"名目的考辨。

综上所述，"七经"是中国经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集合概念。它并非指代固定不变的七部书，而是随着时代与学术焦点变化而有所调整的儒家核心经典群像之一。其产生于汉代经学确立与繁荣的背景下，盛行于唐宋，是连接"五经"与"九经"、"十三经"等体系的关键环节。这一概念不仅是一个书目清单，更承载着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道德教化与学术传承，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认同与知识体系构建的一把钥匙。通过对"七经"流变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如何通过经典体系的不断诠释与整合，持续适应社会需求，并维持其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