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蹴可几

一蹴可几yī cù kě jī同“一蹴而就”。几，近，及。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四章二节：“天下事非一蹴可几者。”

“一蹴可几”这一典故，源自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孟子·告子上》。其原文为：“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这段长篇论述的末尾，孟子总结道：“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并紧接着提出了“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的批评。而后文“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等语，则是强调为学行事需循序渐进、踏实积累。后人在提炼其思想时，将其中关于轻易达到某种崇高境界的不切实际想法，概括为“一蹴可几”或“一蹴而就”，但其核心的否定意义，正是源于孟子反对这种急于求成、忽视积累的倾向。

从字面意思来看，“蹴”意为踏、踩，“几”通“冀”，意为希望、达到。“一蹴可几”直译就是“踏一步就希望达到”，比喻事情轻而易举，一下子就能成功。然而，在孟子的原始语境和后世的主流应用中，这个成语常常带有否定或批判的意味，用以形容那种妄想不经过艰苦努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想瞬间取得巨大成就或达到极高境界的错误想法。它警示人们，无论是道德修养、学问钻研，还是治国平天下的伟业，都不可能像抬脚迈一步那样简单达成，都需要持之以恒的积累和付出。

因此，“一蹴可几”的典故出处明确，即《孟子·告子上》。虽然成语本身是后世对孟子思想的凝练，但其精神内核完全承袭自孟子的论述。孟子通过“挟泰山以超北海”（真正做不到）和“为长者折枝”（是不做，非不能）的对比，指出齐宣王未能施行仁政称王天下，属于后者，即主观上“不为”，而非能力上“不能”。他随后阐述的推行仁政、保养百姓的具体措施（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等），正是一个需要逐步实施、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一蹴可几”的可能性。

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框架中，强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注重日积月累的功夫。宋明理学家更是强调“格物致知”、“涵养用敬”的渐进过程。因此，“一蹴可几”通常作为反面的警示语出现，提醒学者和执政者戒除浮躁，务实前行。例如，在讨论学问时，会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求放心也需不断存养，非“一蹴可几”；在谈论改革或事业时，会强调其长期性和复杂性，绝非“一蹴可几”之事。

综上所述，“一蹴可几”这一典故，根植于《孟子》反对急功近利、强调扎实积累的哲学思想。它虽然字面有“一步可达”之意，但在实际运用中，多用于否定句中，告诫人们成功没有捷径，任何显著的成就都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与时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个成语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鼓励踏实奋斗、反对浮躁风气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