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则

丽则lì zé汉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后以“丽则”指美丽典雅。《后汉书·文苑传赞》：“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丽则”这一典故出自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所著的《述行赋》，其序言中有云：“情丽则而辞谲诡。”此语虽简，却蕴含深刻的美学思想与文学批评标准。它的核心意涵，是指文辞应当既追求华美（“丽”），又须合乎规范与法度（“则”），即强调文采与内容、形式与规范的和谐统一。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深植根于先秦至两汉的文学思想流变之中，是对前代美学观念的继承、总结与升华。

探究“丽则”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儒家的“文质”观。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虽论君子修养，却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理论。“质”指内在本质与思想内容，“文”指外在形式与文采。孔子主张文质相称，彬彬有礼，反对偏废。这一思想为“丽则”说奠定了哲学基础：“丽”对应着“文”的层面，即形式的华美动人；“则”则对应着“质”与“度”的层面，即内容的雅正与形式的节制。蔡邕将“丽”与“则”并提，正是要求文学作品在追求辞采绚烂的同时，必须受到内在情理与儒家伦理规范的制约，避免流于浮艳虚诡。

与此同时，“丽则”观念的成形，也与汉代辞赋创作的实际发展密切相关。西汉大赋极尽铺陈夸饰之能事，“繁类成艳”（班固《两都赋序》），达到了“丽”的巅峰。然而，其弊病也日益显露，如扬雄所批评的“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即过于追求辞藻的繁富华丽而忽略了讽喻劝诫的根本宗旨，失却了法度（“则”）。扬雄进而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理想标准，主张赋应像《诗经》那样，既有文采，又符合礼义法度，能够发挥教化作用。蔡邕的“丽则”说，正是直接承袭并提炼了扬雄的这一观点，使其从一个具体的文体批评标准，上升为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原则。

在文学批评史上，“丽则”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梁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此多有阐发。他在《诠赋》篇中强调赋应“义必明雅”，“词必巧丽”，并引用扬雄之语作为立论依据；在《定势》篇中更明确指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这里的“执正以驭奇”，正是“丽则”精神的具体体现——“正”为法则、规范，“奇”为华美、新变，主张在坚守雅正根本的前提下驾驭文采。此后，“丽以则”成为历代文人评价辞赋乃至其他文体优劣的重要尺度，它平衡了文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为纠正形式主义文风提供了理论武器。

综上所述，“丽则”典故源自蔡邕《述行赋序》，其思想内核融合了儒家的文质彬彬观与扬雄对辞赋的批判反思。它要求文学创作既要有动人的文采之美（丽），又必须遵循内容的雅正与形式的法度（则），达到华美与规范的辩证统一。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至今仍对文学创作与鉴赏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