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牍sān qiān dú《史记·滑稽列传》:“朔(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后用以指向皇帝进呈的长篇奏疏。三千,极言其多。宋苏轼《次韵子游送千之侄》:“闭门试草三千牍,仄席求人少似今。”
典故“三千牍”源于西汉时期名臣东方朔的轶事,最早见于《史记·滑稽列传》及《汉书·东方朔传》。汉武帝即位初期,为选拔人才,下诏征召天下贤良方正之士。东方朔当时年仅二十二岁,胸怀大志,欲以此为契机步入仕途。他听闻诏令后,精心撰写了一篇极长的自荐书,内容洋洋洒洒,共计用了三千片竹简(古称“牍”),需两名壮士方能抬动送入宫中。这一举动因其规模空前,遂成“三千牍”典故的由来。 东方朔的这封自荐书并非泛泛空谈,而是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与个性。书中,他先以谦辞自称“少失父母,长养兄嫂”,随即笔锋一转,极力陈述自己的学识与能力: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诵诗书,十九习孙吴兵法,已能背诵四十四万言。他自信地宣称自己容貌端正、勇猛敏捷、廉洁信义,兼具多种美德,足以担任天子大臣。全文辞藻华丽,气势磅礴,虽稍显自夸,却毫无谄媚之态,反而透着一股幽默与狂放,符合其一生“滑稽多智”的形象。汉武帝被这份奇特的上书吸引,花费两个月时间才读完,虽未立即予以重用,但对其才华留下深刻印象,命其待诏公车署,由此开启了东方朔的宫廷生涯。 “三千牍”的深层含义,不仅在于其物理上的浩繁,更象征着一种勇于自我推荐、不甘埋没的进取精神。在讲究谦逊的传统社会中,东方朔以这种夸张乃至戏剧化的方式脱颖而出,打破了常规的进身之阶。后世常借此典故,比喻文章长篇巨制或陈述事理详尽周密,亦用以形容人自我推荐时的诚恳与迫切。如宋代诗人陆游在《读书》中写“三千牍,二尺檠”,便是化用此典,寄托苦读求仕之意。明代文人则常以“上书三千牍”来赞誉那些敢于直谏或才华横溢之士。 从历史背景看,“三千牍”也反映了西汉初年的政治风气。汉武帝急于打破旧有权贵网络,广开才路,东方朔的举动正是这种时代氛围下的产物。尽管他后来多以诙谐幽默的俳优形象侍奉武帝,在政治上并未担任要职,但其机敏的谏言时常隐含治国深意,司马迁将其列入《滑稽列传》,正是肯定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独特价值。因此,“三千牍”不仅是个人行为的记录,更成为汉代士人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的文化符号。 综上所述,“三千牍”典故源自西汉东方朔长篇自荐的事迹,以其形式之奇、内容之丰、精神之锐,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标志性的意象。它既是对个人才华与自信的彰显,也折射出古代知识分子寻求机遇、实现抱负的普遍心态。此后历代文人引用不绝,使其超越了具体史实,升华为一种关于表达、推荐与机遇的永恒话题,持续启示后人:在适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展现自我,或许能叩开通往理想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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