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公书币

乌公书币wū ɡōnɡ shū bì《新唐书·乌重胤传》载：唐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出身行伍，而尊重士人，注意延揽才俊。有贤者石洪，隐居不出。乌公准备好书信和聘礼，诚恳邀其出山，终于使石洪至朝廷任职。后以“乌公书币”谓礼聘贤能。宋刘克庄《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词：“满腹诗书，馀事到，穰苴兵法。新受了，乌公书币，着鞭垂发。”

"乌公书币"这一典故，源于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为友人石洪所写的一篇送行序文《送石处士序》。文中记载了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尊称乌公）以隆重礼节聘请隐士石洪出山辅佐的故事。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上任后，积极招揽贤才以巩固边防、治理地方。他听闻当地有位才德出众的隐士石洪（字濬川），学识渊博、议论明辨，且淡泊名利，便决心征召他。

乌重胤为表达诚意，并未采用普通的行政征召方式，而是遵循古礼，备好了束帛（丝绸）与玉璧等贵重礼物作为聘礼，并亲笔书写了情辞恳切的聘书，派专人前往石洪隐居处郑重邀请。这一举动，正是“乌公书币”中“书”与“币”的所指：“书”即聘书，“币”即聘礼。此举体现了对贤士的极大尊重，也反映了唐代藩镇节度使为增强实力而礼贤下士的普遍风气。

石洪在接到邀请后，并未立刻答应，而是与亲友商议。在大家一致认为这不仅是个人的机遇，更是能够济世安民、施展抱负的好时机后，石洪决定接受聘请。临行前，他的朋友们设宴饯行，并请在场的大文豪韩愈为之写序以记其事。韩愈在《送石处士序》中，生动记述了事件全过程，尤其突出了乌公“求士为国”的真诚与石洪“不择事而安”的担当。文中“乌公书币”的行为，被塑造为当权者礼贤下士的典范。

这一典故的出处《送石处士序》，收录于《昌黎先生集》。韩愈通过此文，不仅记录了一段佳话，更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统治者能真心诚意地重用人才，而人才也应积极入世，为国家出力。文章以“大夫乌公一镇河阳，求士于从事之贤者，得石先生而后谢曰：‘吾得所从矣。’”等句，凸显了人才得遇明主的和谐景象。“乌公书币”因此成为后世形容当权者以隆重礼节、真诚态度征聘贤才的固定用语。

“乌公书币”典故的意义，超越了个别历史事件。它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尊贤重士”的传统观念，以及“礼”在人才招揽中的核心作用。自唐代以降，这一典故常见于诗文、史论之中，被反复引用以称颂求贤若渴的明主，或借古讽今，劝诫当权者应真诚待士。其核心精神，即权力对知识与道德的礼敬，以及人才与时代责任的结合，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成为礼聘贤才的一个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