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书shànɡ lín shū同“雁足书”。南朝陈陈叔宝《长相思》之一:“望风云,绝音息。上林书不归,回纹徒自织。”
“上林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著名典故,其核心出自西汉司马相如的辞赋名篇《上林赋》。这一典故不仅承载着文学创作的精妙构思,更蕴含着丰富的政治隐喻与历史背景,成为后世文人引经据典的重要文化符号。 《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继《子虚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以虚构的“子虚”“乌有”先生对话为框架,通过极力铺陈天子园林“上林苑”的辽阔壮丽、奇珍异兽、奢华游猎等场景,展现汉帝国强盛恢弘的气象。赋中,司马相如以华美绚烂的笔触描绘了上林苑“左苍梧,右西极”的磅礴地势,以及天子校猎时“雷动猋至,星流霆击”的震撼场面,其辞藻之富丽、想象之雄奇,堪称汉大赋的典范之作。 然而,“上林书”典故的深层意涵,远不止于文学层面的铺张扬厉。其创作背景与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汉武帝好大喜功,广建宫苑,奢靡之风渐盛。司马相如借此赋,在极尽颂扬之后,笔锋一转,于篇末提出“节俭”“仁政”的讽谏主张,强调天子当“游于六艺之圃,驰骛乎仁义之途”,最终归于“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的治国理想。这种“劝百讽一”的写法,既满足了帝王彰显威权的心理,又委婉传达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规训,体现了汉代赋家“润色鸿业”与“匡正时弊”的双重角色。 “上林书”典故的流传,也得益于其与司马相如个人际遇的关联。相传司马相如早年家贫,因《子虚赋》受汉武帝赏识被召入朝,后作《上林赋》进一步巩固了其文学侍从的地位。因此,“上林书”在后世也常被用以指代才华出众、以文辞进身、或向帝王进献的华章巨制。唐代诗人杜甫在《桥陵诗三十韵》中“上官权许与,上林功可寻”之句,便化用了此典,寄寓对文才建功的感慨。 此外,“上林”作为汉代皇家苑囿的代称,其意象也常被后世文学借用,以象征帝王的权势与繁华盛景。如《红楼梦》中“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的描述,便隐约可见上林苑的影子。而“上林书”所蕴含的“讽谏”精神,亦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讨论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要例证,彰显了“文以载道”的传统。 综上所述,“上林书”典故根植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它既是汉代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文学高峰,又是特定历史语境下政治表达的艺术载体。其双重属性——外在的奢华描绘与内在的讽喻主旨,使其超越了一篇单纯的苑猎赋,成为融合文学审美、政治智慧与文化象征的经典意象,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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