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贤圣

中贤圣zhònɡ xián shènɡ同“中圣人”。唐白居易《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醉乡虽咫尺，乐事亦须臾。若不中贤圣，何由外智愚?”

“中贤圣”这一典故，并非广泛流传于经典文献的固定词组，其核心意涵源于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思想传统中对于人才品第与道德境界的层次划分。要理解其来历与精神实质，需将其置于“上智”、“中人”、“下愚”这一经典的人才光谱框架中进行剖析。“中贤圣”所指，正是处于“中人”与“圣贤”之间的过渡与理想状态，即通过不懈修养而达至贤明、几近于圣的卓越人物。

这一观念的根源，可追溯至先秦儒家典籍。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分法：“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此处“中人”指资质与道德处于平常水平的多数人。而“贤”与“圣”在儒家体系中是更高的范畴。如孔子赞颜回“贤哉”，又自谦“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并将尧、舜、禹等远古帝王尊为“圣”。孟子进一步阐发，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为“中人”通过努力提升至贤圣之境打开了理论通道。因此，“中贤圣”可理解为那些并非生而知之、却通过“学而知之”或“困而学之”，最终德行与智慧超凡，近乎圣贤的典范。

汉代以降，人才品评风气盛行，对人物等第的划分更为细致。董仲舒、王充等思想家都曾论及人性与才性的等差。虽未直接组合“中贤圣”一词，但“中人之性，待教而为善”、“勉致其教令之绩”等论述，正是探讨“中人”如何通过教化与自我砥砺成为贤才乃至圣人的路径。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虽在实践中逐渐僵化，但其理念源头亦包含对人才德才高下的精密区分，“中贤”可对应其中品第较高的层次，而“圣”则几乎是理论上的至高品。

后世文学与史评中，常以“贤圣”或“圣贤”连称，泛指道德才智极高的完人。而当具体品评历史人物时，便自然产生了接近此标准但略有差异的层次感。例如，诸葛亮常被尊为“千古贤相”，其智慧与忠诚近乎完美，但或未达儒家“内圣外王”的至高“圣”境，便可视为“中贤圣”的典型——即由非凡之“贤”努力趋近于“圣”的杰出人物。唐宋古文家如韩愈、苏轼等人论述人才，也常隐含此种进阶式的修养境界观。

综上所述，“中贤圣”这一概念，虽未以固定成语形式广泛见于某部特定典籍，但其思想脉络清晰，是中国传统人才观与修养论的精炼概括。它强调了从普通资质（中人）出发，通过道德修行、学问积累与事功磨练，可以达到贤明卓越（贤），并无限接近至高理想人格（圣）的动态过程。这一观念深刻体现了儒家“修身”哲学的精神，即肯定人的可塑性与向上的无限可能性，鼓励世人不以“中人”自限，而以“希贤希圣”为人生鹄的，具有积极的教化意义与激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