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

sān àn1.指明宫庭中发生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的梃击案﹑光宗泰昌元年的红丸案和熹宗天启初的移宫案。当时奸党首领魏忠贤借此为名，编《三朝要典》一书，以诬陷东林党人，成为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案。

"三案"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末政治史中的专有名词，特指明神宗万历末年（1615-1621年）至明熹宗天启初年，发生在宫廷内部、围绕皇位继承与宫廷权力斗争而爆发的三大著名案件，即"梃击案"、"红丸案"与"移宫案"。这三起案件时间上紧密相连，核心都围绕着皇权更迭这一敏感中枢，彼此关联，深刻交织，共同构成了晚明党争白热化与朝纲紊乱的标志性事件，故史家常将其合并统称为"三案"。

具体而言，"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后被擒获。此案背景复杂，牵涉到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子福王朱常洵与太子朱常洛之间的长期储位之争。审讯中，张差供词含糊，指向郑贵妃内侍，朝野普遍怀疑是郑贵妃意图谋害太子。最终，万历皇帝为平息事态，下令将张差凌迟处死，并杀两名涉案太监，草草结案，但此案加剧了朝臣对宫廷阴谋的疑虑与党派对立。

"红丸案"发生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是年七月，万历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光宗即位后不久便重病，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色药丸，自称仙丹。光宗服食两粒后，次日凌晨即暴毙，在位仅一个月。此案震动朝野，东林党等官员强烈抨劾首辅方从哲及李可灼等人，认为其进药不当，甚至有弑君嫌疑。此案争论不休，成为天启初年党争的重要议题，进一步撕裂了朝廷。

"移宫案"紧接"红丸案"发生。光宗暴崩后，其年仅十六岁的长子朱由校（即后来的明熹宗）应继承皇位。但光宗宠妃李选侍（西李）曾抚养朱由校，并占据乾清宫，意图借年幼新皇以把持朝政，甚至有无垂帘听政之谋。以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为首的官员，力主李选侍必须立即移出皇帝正宫乾清宫，以正朝纲。经过激烈抗争，李选侍最终被迫移居哕鸾宫，朱由校得以顺利即位。此案确立了新帝权威，但也使东林党与反对派（如后来权阉魏忠贤及其依附者）的矛盾彻底激化。

关于"三案"的出处，其原始记载散见于《明实录》、《明史》等官方史书，以及明末清初诸多私史笔记，如文秉《先拨志始》、李逊之《三朝野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均有专章详述。清初官修《明史》在《光宗本纪》及诸相关列传中，对三案经过有系统记载与评述，使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概念得以定型并流传后世。

在用法上，"三案"一词主要用于历史叙述与政治分析。其一，指代这三大具体历史事件本身，是研究明末政治史、宫廷史和党争史不可回避的关键节点。其二，其引申意义常被用来象征或概括晚明政治的一系列积弊：皇帝怠政、储位不定、后宫干政、宦官弄权、党争炽烈、朝纲崩坏。其三，在历史评价中，"三案"的反复争论（特别是在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时期，曾编纂《三朝要典》企图定调翻案）本身，也成为明朝灭亡前政治失序、是非混淆的典型缩影，常被后世史家引为深刻教训。

综上所述，"三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不仅是三个孤立的宫廷案件，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政治链环，集中暴露了明朝后期皇权继承制度危机、官僚集团内耗以及法治废弛等深层次问题。其影响深远，直至南明政权，余波未息，成为理解明朝何以衰亡的一把重要钥匙。